1 引言

近20年来，西方学界关于记忆的研究可谓炙手可热。虽然，自古就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培根和伏尔泰等名家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的论述，但近现代以来，关于记忆的研究更多涉及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同时，更多的学科介入到其中。加之在后现代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以人为本的“全球历史观”与“社会史观”兴起，促使了“档案记忆观”的诞生，成为继“档案文件观”“档案信息观”与“档案知识观”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1]。因此，在通过跨学科交流带来记忆理论的当代突破和近年来有关纳粹大屠杀反思推动的历史表现问题上的记忆与回忆主题探讨的背景下，本文选取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利用馆藏历史影像档案资料拍摄制作的，首部以真实影像全景式记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优秀文献纪录片《燃烧的影像》，试图通过对影像档案这一重要的集体记忆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进行研究，探讨文献纪录片这一影像档案编研产品的社会记忆属性及其功能。

2 影像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属性

19 2 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次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社会心理学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哈布瓦赫认为，过去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取决于当时的愿望、利益、信仰、兴趣等，并由此重构记忆[2]。可见，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的认同力量，对形塑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组织社会行动、指导日常生活等都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3]。

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将“社会记忆”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颠覆了传统记忆观[4]。其深层内涵，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活动，是实践主体对历史进行确认、保存、占有、延续的内在机制[5]。在《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的代序中，主编哈拉尔德·韦尔策说道：“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6]

因此，作为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重要再现形式之一，影像档案的编研也必然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等因素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记忆建构行为。那些被束之高阁、深埋库房的影像档案无法发挥记忆建构的功能，只有对这类档案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开发、编纂和利用，才能使其被社会集体所熟识，而影像档案编研产品的出现，正是这一功能的最好手段[7]。

在影像档案的编研产品中，可以看到社会记忆具有“个体—集体—人类”记忆的不同层次结构的主体，具有“器物—制度—观念”记忆等丰富的客体层次结构，还具有“过去—现实—未来”记忆的时间向度结构。同时，社会记忆呈现出记忆与遗忘的互动，呈现与遮蔽的交替，文本性和诠释性的共存，以及超个体、超生命、跨时空的累积性等特点[8]。最终，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觉活动过程和自我意识过程的动态统一。

3 影像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功能

3.1 发现、认识真实历史的功能

档案资料在被重新编研利用前，往往久藏于档案馆的库房中，有许多珍贵的影像鲜为人知。文献纪录片的制作活动，本身是一种从影像档案资料中寻找和发现最富有记录和再现价值的史料，从而通过艺术手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影视化创作，来还原历史的工作。同时，通过对分散的影像档案资料进行新的组合、编辑、剪辑和解说，文献纪录片也能够在遵循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原始性、完整性原则的基础上，向观众传递出更丰富的观点和认知，唤醒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时代认知。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制作的文献纪录片《燃烧的影像》，是从馆藏的500余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的纪录电影中精选了284部，并精致修复和精剪了133000余帧画面之后，制作完成的时长95分钟的影片。全片所有画面均来自历史现场，全景式展现了从1931年到1945年间中国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首次解密了一批来自国民政府军、传教士、社会团体以及美国官方的抗战底片，甚至包括日军投降后缴获的珍贵、真实的影像资料。[9]

 《燃烧的影像》海报

《燃烧的影像》海报   下载原图

影片中约百分之八十的珍贵历史画面是首次曝光，比如，苏联援华、《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的签订、赴日本投纸弹的“人道远征”、日本留学的学生军贴标语、在故宫举行的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审判川岛芳子等，还有台儿庄战场上挖战壕的孩子、长沙大捷后的战场、中国军队离开南京的最后一瞥、驾驶舱内拍摄的武汉空战等大家从未见过的战争细节，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其中，20万日军在故宫太和殿前投降的历史场景尤为突出。在档案资料中，这一受降仪式全长25分钟，其中的15分钟都被剪辑在了《燃烧的影像》中。此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唐纳德、白求恩等历史人物也在片中真实现身，让影片变得丰富生动。而片中汪精卫、川岛芳子，以及日本侵略者罪魁的影像，则让观众看到了其表面的光鲜和背后行为的丑恶凶残，令人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和战争的残酷。

可见，影像档案编研对于历史的原貌记录具有不可替代的直观性。历史的摄像机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也记录了现实生活世界由以发生和发展的来源，真实地建立起了个人与集体、民族与国家历史的必然联系。

3.2 强化、传播优秀历史的功能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等，都有其集体记忆并以此凝聚人群。而影像档案编研在既反映历史真相又记录时代进程的基础上，具有选择并强化集体社会记忆的功能。同时，利用具有较强的文献传承性和历史厚重感的影像档案编研产品，也能超越时空地唤醒民众的社会认同感，实现档案传播历史知识的目的，发挥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控制的双重变奏功能。

《燃烧的影像》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次将馆藏珍贵资料制作成文献记录片向社会公映，同时，通过网络、报刊、研讨会等立体的多方位传播渠道，使得这部记录片得到了广泛传播。片中出现的抗战记录档案，堪称电影资料馆的镇馆之宝。而影片没有高科技的特效、没有感人肺腑的台词，也没有耀眼夺目的明星，是在史料中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挖掘最原始、最珍贵的影像资料之后，用纯粹的、完全没有第三方视频的内容架构和制作出来的。

 《燃烧的影像》剧照——武汉大空战

《燃烧的影像》剧照——武汉大空战   下载原图

影片中出现的“驼峰航线”“中国抗日远征军”、台儿庄战场上孩子们在挖战壕、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以及武汉会战里，当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军，回来后战死在武汉等真实的历史影像，都体现了全国、全民族四万万人民团结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的残酷又悲壮、英勇的历史，以及坚强不屈和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部文献纪录电影，更是一幅燃烧着正义之火的历史画卷。[10]

无论是在影片的点映现场，还是正式公映之后的舆论反馈，以及专家学者们的学术研讨会上，观影大众和专业人士都给予了这部文献纪录片很好的评价。虽然没有炫酷的特效，没有当红的流量明星，没有煽情动人的台词，但是每一秒24帧的画面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其鲜活生动及震撼力和说服力甚至远在商业大片之上。影片使国家主流话语的表达更具视觉化和触摸感，更具人性化和时代感，不仅形成了社会公共语境下的集体叙事和民族共同认知，也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了文献档案的宣教功能。对于今后民众的社会实践起到了推动、制导作用，使得个体能够进一步完成自我意识，实现自我确证。

此外，《燃烧的影像》以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进行创作，不仅解决了影片修复和制作工程浩大，且技术难度大、情感把握难度大、叙事难度大等问题，还对影像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军队番号甚至军服、武器、徽章都经过了考证，从而呈现出了一部没有任何偏袒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画卷。这些影像档案画面之外是档案人的扎实工作，是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向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向伟大的抗战精神致敬，也是在传播中华民族认真、坚韧、自强不息的精神。

3.3 整合、延续社会历史的功能

完整性是构成真实性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具有社会基因信息性质的档案资料在产生的时间上具有阶段性，在形成上具有分散性，且在保存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因此，必须对这些零散而庞杂的档案进行编研，整合其中的信息资源，才能确保其保存和传递的社会信息与社会经验的完整，从而确保社会历史的连续性。

历史不能仅仅是局部真实的，就算是个体也必须从整体的视角来考察和展现，更不必说抗日战争这样的时代洪流和大变迁了。正如司马光从“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鉴别、选用准确可靠的史料进行编纂，“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给我们完整地再现和记忆了那段历史，才使得后人有了内容丰富而深邃的历史研究、社会记忆和传承中华文脉的基础[11]。

纪录电影《燃烧的影像》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文献纪录片的项目，而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个影像档案资料整理的项目。在2014年纪念“七七事变”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让和平的阳光能够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受此感召，并考虑到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着大量抗战时期拍摄的影片，于是工作人员对这部分影片进行了甄别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档案研究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通过整理、研究、传播真实的历史，从而延续中华民族的集体社会记忆，坚定“不忘历史，珍惜和平”的道路实践。

《燃烧的影像》没有加入任何特技、搬演和主观采访，仅仅是在考虑了观众的观影习惯之后，加入了音乐、纪录片原声等视听元素。在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充分展现了历史的残酷。在“武汉空战”中，中国飞行员在飞机被敌机击中后，没有跳伞求生，而是孤注一掷地撞向另一架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抵御侵略的决心和悲壮。而“南京最后一瞥”的片段中，摄影机记录下了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时的最后一个镜头，这一模糊的镜头传达给观众的不仅是无限的沧桑感，也让人有痛心不已的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那惨绝人寰的历史。[12]

 《燃烧的影像》剧照——毛泽东在延安

《燃烧的影像》剧照——毛泽东在延安   下载原图

《燃烧的影像》整合了多角度的影像档案资料，通过影像上的表达和一个个抗战细节的切入口，对抗日战争这一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进行了全景式的还原。不论是国民党军队正面迎敌的画面，还是极其稀少和珍贵的八路军和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活动影像，都将以往平面的、枯燥的、缺失的抗战知识资源转化为了更加丰富、更加细致、更加有生气的知识资源，进而直击观众的心灵深处。影片以史为据，尊重历史，尽可能地整合起了一段重要民族历史的本来面目，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重要一环的集体社会记忆延续了下来。

3.4 反思、批判残曲历史的功能

不论是个人对历史的认知，还是社会集体对历史的追忆，都不可能是充分完整和具有系统条理的，且往往伴随着遗漏、缺失、偏差和忘却。那么，怎样使人们真实地记忆过去并传承未来，影视档案资料的编研和开发利用就是很好的解决途径。通过对影视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研和深度挖掘，使尘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过往空间和运动鲜活起来，在填补集体社会记忆的空白和缺失的同时，对以往被扭曲的历史进行反思，对从前被隐藏、被忽视的历史进行客观理性的批判，以引导和校正不合理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丹尼尔·巴特认为，在我民族与他民族的冲突过程中，社会主要通过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及集体情感倾向组成的社会心理基础设施，来维持、组织、调动、沉淀、传承关于战争的记忆、认知、评价以及情感反应等[13]。然而，这些年来一些抗战“神剧”不仅败坏了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在群众中的名声，也让更多年轻一代看不清历史的真实情况，被带偏了历史观，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

事实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抵御侵略者的伟大战争，也是一曲壮烈的历史挽歌。这段前前后后长达十四年的中华民族卫国战争历史，有屈辱、有悲壮，有英勇、有团结，有惨烈、有觉醒，有煎熬，也有扬眉吐气。虽然历史不会自己说话，但是历史的画面是永远存在的。《燃烧的影像》作为一部文献纪录片，从影片的题材和表述方式上并不适宜过度包装，所以影片的所有画面均来自历史现场。虽然银幕上的影像资料粗糙原始，但真实的内容和老纪录片原汁原味的特色却让观众颇为震撼。

这种极致的形式感，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不仅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也更能被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国人真正接受。《燃烧的影像》在叙述事实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往的很多影片那样过度煽情，而是在语言选择、史实叙述、情感表达的控制上进行了尽可能客观、理性的处理。同时，影片较为平衡的历史观，既尊重了过去，又合理表达了主流历史观，让观众感到真实，对它更加信任。

 《燃烧的影像》剧照——日军在故宫太和殿前投降

《燃烧的影像》剧照——日军在故宫太和殿前投降   下载原图

影片独家曝光的许多历史影像，不仅表达了时代信息和理念共识，也建构并实现了历史的真实价值。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开端的“9·18”事变，还是我们的战士们前仆后继地拿着枪去战斗；无论是震惊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还是花园口决堤、平型关大捷；不论是滇缅公路的修建与保卫、中国远征军，还是振奋人心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影片都呈现了毫不逊色于好莱坞大片镜头的真实历史。

《燃烧的影像》作为一个优秀的影视档案资料编研产品，提供了表达层面更多的可能性，让观众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展开了重新反思，对战争的残酷和暴烈进行了批判，对当下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再次审视和更正，对未来的道路和实践提出更合理、更正确的方向。

4 结语

集体社会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14]。利用影像档案资料中的素材进行编研创作，能够再现历史、还原历史，为后人研究历史、记忆过去、传承精神文脉奠定基础，并以史鉴今，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再现与文化重建。文献记录电影《燃烧的影像》不仅具有社会记忆的功能，也提升了档案资料编研产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创造出了属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通过专家学者的视角进行创作的独特纪录片风格，开启了中国电影迈向影像哲学领域的通道。当然，任何影片都不可能完美无瑕，本片也存在解说词过满、影像的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契合度存在偏差等问题。另外，如果未来能将本片制作成英文版本进行国际传播或向学校推广，将更有利于影视档案资料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汪俊，张敏，谢奇爱.浅析档案编研在社会记忆功能建构中的作用[J].云南档案，2012(1):43-44.

[2]莫里斯·哈布瓦赫（法）.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5]丁华东.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J].北京档案，2008,(04):38-40.

[6]（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方乐莺.档案影视编研产品的价值建构——以文献纪录片《习仲勋》为例[J].兰台世界，2015(5):48-49.

[8]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9]李俐.《燃烧的影像》：尊重历史，让画面说话[J].共产党员（河北），2015(28):48-49.

[10]雨辰.《燃烧的影像》一部133000帧的真实抗战史[J].电影，2015(10):78-81.

[11]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2]刘钰.真实的力量：影像书写历史的新探索——“国产电影论坛：《燃烧的影像》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15(10):199-199.

[13]汪新建，艾娟.心理学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12-116.

[14]孙峰.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D].华东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