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是以在各民族民众生活圈内经久传承并被其较广社会面奉为一统的文化事象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生产的纪录片、现场直播、网络视频等动态影像。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要“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纪实影像具有立体的记录功能和强大的再现能力,能够生动、丰富地呈现传统文化的细节和内涵,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记录保护和传承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常用生产模式及瓶颈

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分散在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保护、少数民族地区参与式影像等领域的生产实践中。从总体上看,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常见的生产模式。

依托国有的电视与影视机构、民营纪录片机构、专业纪录片团队生产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我国纪录片整体发展保持一致,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录片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2010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积极引导创作生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纪录片,而“少数民族题材”也被列为积极扶持创作生产的纪录片题材之一。随着政府力量的支持和引导,部分电视台开辟专业纪实频道,一些商业视频网站开通纪录片频道,初步形成纪实影像的专业频道播出机制,而“政府倡导、旅游驱动与文化名片催生了大量历史文化纪录片”[1],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发展。然而,这类纪实影像生产具有规模大、投资大、大制作等特点,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类题材往往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市场回报率较低,加之专业纪实频道仍非常有限,在栏目化、市场化生存的压力下,生产的数量和播出的时间仍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尽管这类生产实践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难以对全国各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记录。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保护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纪实影像作为一种“文化救险”的手段在各国得到了广泛运用。面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存续危机,我国相关部门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基因还没有完全流失、异化和同化之前,积极采用纪实影像手段对其进行记录和保存,并探索建立相关的影像资源库。如中国民族博物馆确定建立一个较具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的长期目标;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承担执行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旨在通过影视技术手段对我国现存的各地区、各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包括庙会、歌会、祭典等)进行一次系统的拍摄纪录和整理。这类实践无疑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像化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国家层面的工程在摄制项目的选择上往往呈现出典型化和专项性的特征,很难惠及散落在民间、典型性不够的传统文化,更难对某个地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挖掘和影像化记录。

基于参与式影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参与式影像是使群体或社区参与构建和形成自我影像的一套方法。[2]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专业纪录片生产、学术研究和NGO等力量的推动下,参与式影像成为我国纪实影像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和生产方式。一些项目以少数民族聚集区为实践基地,“以影像为手段,开拓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新途径”[3],使当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以记录和表达。这类纪实影像生产由少数民族成员和项目促进者(学者、纪录片导演、社会活动家、NGO等)共同完成,甚至一些少数民族成员在没有项目促进者的外力推动下,直接作为生产主体在群体内部自行生产、仅供群体内部消费,如贵州西部苗族农民工群体内部自发形成、集体生产了“苗语影像”[4],其具有的内部视点使影像能更真实地呈现文化特征和主体观念,但实践的范围和规模有限,而注重赋权、看重制作过程本身等特性,使其只能对特定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小众传播。

基于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将影像存储于YouTub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的一种非遗保护方法,与UGC相结合形成了非正式的数字遗产博物馆,使边缘化的文化项目得到传播[5]。国内视频网站也有不少基于UGC生产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但由于创作主体的低门槛化、传播渠道的开放化和创作生产的随意性,这类纪实影像虽然带来了更加多元、更具真实感的纪实影像资源,但片段化、碎片化现象严重,制作简单甚至没有制作,影像品质有待提高。2017年4月24日,在优酷视频输入“民俗”二字进行检索,对综合排序的所有视频共498个样本进行统计发现,视频时长0-1分钟的占14%,1-5分钟的占33%,10分钟以下的高达62%,而30分钟以上的仅占14%;从传播效果看,视频的观看频次超过10000次的仅占1%,1000-10000次的仅占8%,而100次以内的高达60%,仅有6%的视频有评论反馈。

以较高质量地系统记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考量标准,由于纪实影像的生产能力存在差异、生产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瓶颈,加之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纵使让专业的纪录片生产机构和团队、相关影像纪实项目满负荷运行,也难以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记录。《意见》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坚持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模式,作为当下模式的补充。

二、古城古镇古村行:一次纪实影像协同生产的实践

在现有的纪实影像生产模式下,一些散落在民间、知名度不高、典型性不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难以得到较高质量的影像记录。同时,某个区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更难以得到高质量、系统化的影像记录。这些纪实影像的生产重担往往落在了希望有所作为的当地政府和广播电视台的肩上。然而,对于当下正经受新媒体冲击、广告收入下滑、人才流失严重、经营压力大的地市级电视台而言,面临资金投入不足、人力资源不够、资源调度难度大、市场回报率低等诸多困难,往往难以对当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高质量的系统记录。为了突破这些障碍,不少地方进行了创新探索。湖南省怀化市“千年湘西·古城古镇古村行”系列文化纪录片的生产,即是一个能带来思路启迪的有益探索。

在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浪潮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被压缩,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传承者越来越难以坚守传承阵地,不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人、技艺绝嗣的消亡命运。怀化自古便称“五溪之地”,拥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态组合最丰富的古城古镇古村群落;境内繁衍生息的49个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农耕文化、祭祀文化、民族文化、建筑文化交相辉映,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和古建筑的聚宝地,拥有330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47项列入国家、省、市、县级保护名录项目,其中国家级14项、省级33项。然而,从整体上看,不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社会民众接触基数小、社会关注度低,高质量的纪实影像数量少且不系统,相关记录较多停留在文献资料、图片、片段化视频等层次。从这一现状出发,依托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怀化学院-怀化市广播电视台文学实践教育基地”,充分整合怀化学院、怀化市广播电视台的优势资源,共同组成项目设计开发团队,协同怀化市旅游外事侨务局、怀化市政协文教卫体委、湖南千年湘西酒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力量,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从怀化市挖掘、保护、宣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需求出发,设计了“千年湘西·古城古镇古村行”系列文化纪录片生产项目。

具体操作层面,系列文化记录片由怀化市广播电视台选派人员担任制片人并提供播出平台,校台双方共派人员组成创作指导小组,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担任主创人员,并提供部分设备支持,而当地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纪录片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调度并解决部分资金,企业则负责提供主要资金支持。学生在创作指导小组的带领和指导下,历时一年多时间,行程40000多公里,深入到怀化11个县市区的22个古城、古镇、古村群落,进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用影像记录了古城古镇古村的建筑风格及侗、苗、瑶等多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寻找藏匿在民间的手艺和美食、散落在民间的记忆和传说,最终摄制完成22集纪录片,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用影像采撷、记录了怀化地区丰富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和民间工艺。纪录片在怀化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文化旅游频道、经济频道同步播出。系列纪录片播出后,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监听监看中心评价其为“传承传统文化的好节目”。同时,系列纪录片被湖南图书馆作为数字资源采购,授权给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文化共享工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使用,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有效扩大了传播覆盖的范围、提高了对外交流的文化层次、提升了珍藏与传承的价值。

可见,在“千年湘西·古城古镇古村行”系列文化纪录片的生产实践中,地方高校、地方电视台、地方政府、企业等主体,立足于各自的职能、战略和资源优势,分别供给相应的资源支持,参与到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协同生产中。本文认为,这一模式能以较低的成本、较高的质量对当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进行系统生产,可以丰富当下的纪实影像生产模式。

三、地方高校参与:纪实影像协同生产模式的关键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协同生产,是指专业的纪实影像生产者(地方电视台、地方高校、专业创作团队)和相关的必备资源供给者(地方政府、企业),基于自身的职能、战略或目标,各自提供实质性的资源供给,以实现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系统化生产。

在这一模式中,各协同生产主体都长期扎根于当地,在了解“地方知识”,掌握地方资源等方面,较之外来的纪实影像生产者具有天然优势,且对当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有着更加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各协同生产主体参与的动力来源,除了传承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共同责任担当外,还有基于各自职能、战略或目标的差异化利益诉求。各主体从共同的责任担当和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以系统化生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为目标,供给互补性的资源和能力。具体而言,当地媒体基于制作有品质的纪实影像、宣传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节省人力资源成本等目标,供给制作力量、播出平台等资源;当地高校基于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目标,供给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纪实影像摄制策划、摄制设备等资源;当地政府基于宣传、保护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目标,供给部分资金、资源调度能力等资源;企业基于树立品牌形象、公益战略等目标,主要负责供给资金,最终协同完成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系统化生产。互补性资源的集聚产生了单一主体无法具备的价值创造力,从而在实现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系统化生产的同时,满足了各自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传承传统文化的共同愿景、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互补性的资源供给,也能促使协同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稳定、互惠互利的协同关系。

事实上,政府、企业、电视台协同生产影视作品并不新鲜,但地方高校作为核心主体参与纪实影像生产的实践并不多见。地方高校深度参与,是本文所提出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协同生产模式的鲜明特征和关键所在。这一模式也正是因为有地方高校的深度参与,才具有了可探讨的价值。

首先,这一模式因地方高校的参与,使低成本、高质量、系统化生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成为可能。地方高校师生作为协同生产的主要力量,能以非常低的人力成本解决当地电视台、纪实影像生产团队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而地方高校的影视编导或新闻传播类专业一般都具备纪实影像创作的能力,其与地方电视台协同生产能够保障纪实影像的生产质量。对面临着向应用型转变的地方高校而言,其参与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协同生产,直接服务于当地的文化发展,是“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6]的有力举措。当下,我国地级市大多都有一个甚至多个高校,如果这一模式能得以有效推广,各地方高校能积极参与协同生产,那么全国各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高质量、系统化生产就会成为一种可能。

其次,这一模式因地方高校的参与,有利于推动师生去接触、体验、感悟当地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意见》提出,优秀传统文化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要贯穿于高等教育领域。地方高校参与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协同生产,能有效引导并推动大学生走出校园搞创作,下到基层,深入民间,在创作实践中接触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体验当地的民俗民风民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的传统文化教育。同时,摄制完成的纪实影像还可依托高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专业课堂等平台,带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校园、入课堂。如“千年湘西·古城古镇古村行”系列文化纪录片不但通过怀化电视台、视频网站、微信公众号、图书出版等渠道进行传播,还通过怀化学院影像艺术节向全校师生进行展播,并作为纪实影像创作的典型案例融入到专业课堂教学中,实现了《意见》所提出的将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的要求。如此,地方高校协同生产的纪实影像成为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入校园,实现体验型、感悟型、内化型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载体,成为传播、传承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效策略。

再次,这一模式因地方高校的参与,为培养应用型纪实影像创作人才供给了生产性实训项目。“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要办学思路。地方高校相关专业师生与当地电视台协同生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过程,就是引入传媒的标准、规范和环境等要素,让学生进入真实的工作情境完成生产性项目,实现“实训项目与生产项目、实训过程与生产过程保持一致,并按照传媒的标准和流程生产、制作传媒产品”[7]的过程。在“千年湘西·古城古镇古村行”系列文化纪录片的协同生产中,学生作为创作主体进入到真实的工作情境和职业角色中,在校台创作指导小组的带领下,按照纪录片的制作流程和电视台的播出标准,逐项完成选题策划、实地调研预访、与拍摄对象衔接沟通、实地拍摄、撰写文稿、后期制作等任务,在“学做合一”中实现了专业能力与岗位能力培养的无缝对接,使学生的专业能力乃至公共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锤炼。

总之,基于地方高校参与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协同生产模式,无论对全国各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的高质量系统生产,还是推动师生接触、体验、感悟当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并实现其进校园、入课堂,亦或是对地方高校增强服务地方的能力和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是对当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纪实影像生产模式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张同道等.2016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传播,2017(4):106-110.

[2]Nick Lunch,Chris Lunch.Insights into Participatory Video:A Handbook for the Field[M].InsightShare,2006:10.

[3]章忠云,曾庆新.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交流坊[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17.

[4]张祺.苗语影像:边缘群体的集体影像生产[J].国际新闻界,2012(7):32-37.

[5]Sheenagh Pietrobruno.YouTube and the social archiving of intangible heritage[J].New Media&Society,2013,15(8):1259-1276.

[6] 教育部等.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Z].2015-10-21.

[7]姚劲松,夏先忠,石光辉.地方本科院校传媒类专业校媒协同育人的机制探索[J].高教论坛,2017(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