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卢米埃尔兄弟于巴黎放映第一部纪录片的同一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同时也是纪录片《定军山》诞生了，它记录了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的片段。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则在1927年拍摄了《北伐完成记》。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一些上海的电影公司为支援义勇军抗战，毅然奔赴东北前线，拍摄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东北义勇军抗日记》等纪录片。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则有《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光荣史》等纪录片问世，其中明星公司的《上海之战》影响最大。同时，国民政府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战特辑》和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抗战实录》，则较详细地报道了整个战争的情况。其中《抗战特辑》将卢沟桥事变、淞沪战争、平型关大捷、太原伤病医院、敌机轰炸武汉、南京撤退、台儿庄战役等重大事件都做了报道，并且还在新加坡、菲律宾、越南、苏联、美国、英国等地上映，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

1938年，香港青年摄影工作者林苍等人组成的青年摄影团来到延安，拍摄了纪录片《西北线上》，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著名作家丁玲、延安军民和风光等介绍给国人。西北影业公司则拍摄了《华北是我们的》，该片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放映的唯一反映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纪录片。

1938年，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以支持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影片拍成后，他将自己的摄影机和两千米胶片送给了八路军。同年，摄影家吴印咸和电影艺术家袁牧之带着这架摄影机来到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10月1日，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开机拍摄，记录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但可惜很大一部分都在战争期间散失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先分散的制片机构逐渐集中到一起，先后成立了三大国营电影厂：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科教电影制片厂（科影），分别制作新闻纪录片、军事教育片和科教片，其中新影是与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级的国家新闻机关，主要报道重要国事活动。三大制片厂拍摄的主要作品有《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朝鲜西线捷报》（1950年)、《解放西藏大行军》（1950年）等。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播出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纪录片《到农村去》。此后至70年代末，北京电视台新闻部播出了专题纪录片将近500部。但这期间的政治气候非常强调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宣传成为主要功能，目标是塑造英雄神话，对普通人的真实感情和传播效果并不重视，基本上就是单向性的灌输，纪录片制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战争年代的新闻理念的延续。

在“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有一部拍得较好的纪录片是《收租院》，在突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同时，开创了以文学性韵味提升影片魅力的散文体纪录片模式，对后来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结束，十年之间纪录片主要被用来为极“左”政治宣传服务，其题材单调、艺术手法僵化、假话和空洞的高调盛行，涉及文化、艺术、科学和娱乐等内容都被禁锢，不得问津，纪录片等同于“专题片”，即以明确的政治思想倾向主导画面叙事的新闻宣传片，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阻碍。只有少数的作品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深山养路工》《放鹿》《泰山压顶不弯腰》等等。直到70年代末，风光片、风情片和名胜古迹片才被默许而有一定的繁荣，如《苏州园林》《黎乡风情》《泰山》等。

综上可见，初创期的中国纪录片主要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里，为了配合政治任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主要的目的是宣传，其主要的手法则是“形象的政论”式的概念图解，具体的制作方式主要是解说词加画面，在中国20世纪未期以前的战争和革命的艰苦或激进的时代氛围里是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