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前，纪录片一直在梦想实现对画面和声音的同步摄录，但直到50年代末，随着16毫米摄影机的成熟、1/4英寸盘式录音机的问世，以及轻便灯光和电子同步技术的应用，那些长久以来的同步摄录的梦想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蓬勃发展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也努力展开一种新的艺术理念，即破除由蒙太奇技巧控制一切情节发展的人为叙事模式，而让剧情由一系列自然的日常琐事组成，它们当中也有逻辑性，但不是由“全能的上帝”般的导演控制的，而好像是由普通的人自然地叙述的。这种电影也不再迷恋蒙太奇，而对长镜头情有独钟，因为后者能保持被摄对象的原始状态，能给人更多真实生动的感受。正是在这种新技术和新电影理念的支持下，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直接电影”和法国的“真实电影”分别问世。

直接电影作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出现的一个纪录片流派，其主要成员有罗伯特·德鲁、理查德·利柯克和艾伯特·梅斯莱斯等。其宗旨是一种旁观的美学，即以旁观的态度如实记录事物的过程，不以任何方式干扰或妨碍事物自身的进程，这明显与此前影响巨大的格里尔逊式的以教化为目标的纪录片旨趣相反。但它取得了成功，并且至今仍影响着纪录片人的创作，因为它的方法是革命性的，是在新技术、新电影思想和电视文化繁荣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末，16毫米摄影机、高感光胶片和便携式录音机都已经出现，并且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同步设备也已制作出来，于是视听同步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它们客观上有利于旁观式的纪录片拍摄方式。二战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潮流使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区别不再那么鲜明，同时人们也不再对意识形态教化性强烈的电影感兴趣，反而是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更受人们青睐，于是像英国自由电影的一些创作便以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轻松记录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此外，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繁荣，尤其是其直观而时效性极强的直播方式对观众的接受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塑造作用，使之倾向于以一种旁观正在发生的事的方式来进行影视观赏。加上美国独立制作和发行电影的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方兴未艾，人们更乐见那种不同于主流话语，能直抒己见而表现客观中立观点的电影，以此获得一种个性化见解。由此，直接电影便在美国应运而生。

1960年，由美国德鲁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初选》上映，它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客观地展现了当时美国大选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显得不偏不倚，给人的印象是无倾向性的态度，旁观的、不介入的拍摄方法。人们大致可以看出它是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自由电影的影响，不刻意强调戏剧冲突而让事物尽可能自然呈现；它也避免对影片的过度人工加工，而只是尽量运用长镜头来自然呈现事情的进程，从而给观众尽可能贴近现实状貌的真实感。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还有利柯克的《快乐母亲节》、梅索斯兄弟的《推销员》，以及怀斯曼的《提提卡蠢事》等影片。

这样一种纪录片拍摄方式所强调的正是“旁观”的理念，它反对主观意念强烈的教化企图，而主张如实和客观的呈现。与德鲁创作方式相近的美国纪录片人利柯克说：“通过观察我们的社会，通过观察事件是如何真实地发生的，从而发掘出我们社会重要的一些面貌，而不是拍摄人们所抱持的想象事情应该是如何发生的社会影像。”“永远不要安排你的被摄者去做任何事情。尤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他们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可见，直接电影信奉不干预的拍摄理念，同时在拍摄和制作中他们也非常节制自己，以免干预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和妨碍观众对事物真相作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的这种态度由此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即“墙上的苍蝇”——只看而不说不做。

直接电影的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是一种趋于极端的电影立场，在收获好处的同时，不免也会留下弊端。因为强调旁观、不干预，他们放弃了电影发展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不讲究构图和造型，不采用蒙太奇来创造某种戏剧性，不采用采访和旁白手段来对影片加以控制，如此他们使纪录片的手法和表现效果相当单调和薄弱，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含量可言，而这对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往往是致命的，尤其是到后来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强势发展的时代。

但直接电影的拍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如加拿大有“诚实眼睛”电影小组，南斯拉夫有“传单电影”，日本的土本典昭则以《水候——患者及其世界》等作品展示了独立观察和思考的纪录片创作精神，其中都透露出直接电影的气质。当今许多纪录片人没有打出直接电影的旗帜，但他们在创作中使用直接电影的方式，如尽量不用旁白，坚持旁观而不干预等，则成为一种基本的规范。聂欣如先生说：“直接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使作品的真实性有所提高，而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录片的书写方式和美学概念。这种被称为‘旁观’的书写方式给观众提供了尽可能多的素材角度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尽可能少的观念的注入，从而使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成为可能。”这是值得当代纪录片制作者认真听取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