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本能的弗拉哈迪和前卫的维尔托夫，格里尔逊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各方面综合平衡的纪录片理念缔造者，这也与英国人的冷静而善于妥协的绅士风度颇为吻合。格里尔逊不仅发明了纪录片的正式称谓，还缔造了影像深远的英国纪录片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推动纪录片发展的年轻人，使得纪录片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强大文化影响的影像类型。

约翰·格里尔逊（1898-1972），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文化和政治气氛浓郁的教师家庭，父母都是社会改良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家庭的影响下，格里尔逊在中学时就一直投身于各种社会改革活动，但在政治上他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拒绝参加任何政党。在大学攻读伦理学期间，格里尔逊注意到电影的影响力，毕业后他争取到奖学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和大众传播，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工业化社会中电影和其他大众传播方式的巨大威力——它们将成为塑造公众意识形态的最有效手段。在美国期间，他还跑到好莱坞去考察电影制作，结识了卓别林、斯约史特罗姆等一批著名电影家，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以电影来影响公众思想的问题。在分析了美国票房的数据以后，他对好莱坞电影的社会作用颇为失望，因而更坚定了他要发展电影的实际社会作用的思想。

1926年2月8日，美国《太阳报》发表了他对弗拉哈迪的纪录片《摩阿那》的评论，在该文中格里尔逊首次使用了Documentary(纪录电影）一词，该词后来成为纪录片与虚构类影片分庭抗礼的旗帜，而在稍后发表的《纪录片的首要原则》一文中，格里尔逊解释纪录片的特征时说：“迄今为止，我们把所有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片的范畴……上述影片中的每一类都代表着不同的观察质量、不同的观察意图。组织素材的能力和抱负也很不相同，所以我建议，在对低层次的影片稍加评述之后，纪录片这个称谓只留给高层次的影片。”“重要的是，首先要分清如下两种表现方法之间的区别：一个是仅仅描述主题的表面价值，一个是更加有力地解释主题的真实。你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的生活。”显然，格里尔逊在自己的纪录片旗帜上大书的是社会意义和事物的本质这样的概念，他认为一部纪实的影片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纪录片。因此他虽然对弗拉哈迪纪录片中充溢的人性诗意赞不绝口，但仍然表达了他的遗憾，即弗拉哈迪过多地将镜头对准原始居民的奇丽浪漫的生活场景，而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紧迫社会问题则较少关注。

1926年12月，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在美国上映，格里尔逊为其制作了英语字幕，同时对影片的内容做了若干删减。由此，他不仅感受到这部影片在政治宣传上的震撼力，而且在技术细节上领会到蒙太奇剪辑手法的巨大表现力。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范例，教给他如何将一个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转化为一个富有生动感染力的电影形式。正是与上述两位纪录片大师及其作品的亲密接触，以及对这两种风格电影的比较、分析和鉴别，加上自己在美国留学和早年家庭生活的深刻影响，使格里尔逊形成了自己的纪录片电影理念，那就是强调自然素材的使用，强调透过现象发掘事物的本质，强调电影要发挥其强大的感染力以利于对公众的思想教育和启蒙作用。长期对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关注，以及对提高公众思想意识水平的自觉意识，都融入了他的纪录片电影理念之中，使其纪录片思想中具有强烈的宣传教育色彩，他认为影像“能够进行直观的描述、简约的分析和得出导向性的结论，通过节奏和丰富的想象还能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我视电影为讲坛，我自觉地以一个宣讲者的方式来利用它”。

1927年回到英国，格里尔逊开始努力追求自己纪录片理想的实现。在美国时他已经看到纪录片制作不可能得到好莱坞明星制式的商业赞助，于是他向英国政府相关机构寻求支持。英国“帝国商品推销局”是一个负责传播各种英国产品声誉，并赞助其相关研究的机构，该机构也正筹划一项宣传计划：通过促进贸易来维系日益衰败的大英帝国纽带。格里尔逊推荐了自己的纪录片拍摄建议，经过一番周折，获得了2500英镑的特别拨款，于是用两年多时间拍成了他的经典作品《漂网渔船》，并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该片生动地展现了格里尔逊的纪录片理念，以实拍的方式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场面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对自然海浪、海鸟、渔船机械、鱼群等奇景的展现并不仅仅是猎奇，更是与对捕鱼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英国工业发展前景的揭示结合在一起，为宜传英国的捕捞业和工业化进行一种直观展示，以便观众从中得到启发和引导。作为一个有自觉理论的纪录片创作先驱，他较好地平衡了纪录片中的各种元素，既有对现实景象的纪实，又有运用蒙太奇手法而制造的各种有趣而生活化的画面组合，为影片带来了新鲜、活泼的视觉效果，在达到宣传效果的同时使纪录片实现了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由此他把现实、娱乐、宣传和实用等要素融为一体，为后来英国纪录片学派的发展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