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友拍摄的理念

由于弗拉哈迪自幼即在近北极地区亲近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并与被摄对象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有着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因此养成了他与土著居民平等相待的生活和文化态度，这是与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观念截然不同的观念，因此奠定了他与弱势和边缘民族文化交往时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与纳努克一家坦诚相处，成为相互尊重的好朋友，从而他能够获得积极的帮助，全面深入地了解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许多奇妙的场景，比如猎海象和造雪屋的情景。后世的理论家将这种先获得被摄者信任和友谊，然后在双方的坦诚对待和相互支持中拍摄纪录片的方法称为交友拍摄法，但对弗拉哈迪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二、长期跟踪的拍摄模式

《北方的纳努克》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关键的一点是它并不是轻松、随意就拍成了，而是前后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所成的结晶。最初携带摄影机去哈德逊湾拍摄时，他后来承认“我那时是个绝对的外行”，“对如何将看到和感到的真实拍进胶片不甚了解”。火灾事故后，他既治疗身体的创伤，又反思了以往的拍摄错误。找到纳努克一家后，他也找到了正确的拍摄方式，即紧随着自己的被摄对象长期跟踪拍摄，如此既可以深入了解被摄对象表面生活之下的多彩内容，也可以使自己的拍摄内容更集中而深入，避免浮光掠影，不着边际。更重要的是，长期跟踪拍摄使拍摄者与被摄者的交流密切而深入，不仅被摄者的许多美好、闪光的生活内容会被显露出来，拍摄者的艺术理想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激发，从而共同创造美好的作品。弗拉哈迪坚信，在与被摄对象的长久交往中，自然地就会出现有趣的事情，随着更多有趣的事情出现，故事也就会自然地形成，并不必刻意去造作。像《北方的纳努克》中，猎海象、海豹，造雪屋，钓鱼，上集市交易，等等，这些似乎随手拈来的趣事，自然构成了影片的有趣故事。它们不是刻意寻求的产物，而是长期与被摄者一起生活，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

三、非虚构搬演

由纳努克一家所展现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状态及其顽强乐观的精神太精彩了，也非常符合弗拉哈迪自幼就有的亲近自然、淳朴生活的态度，和所有人不分种族都和平相处的理想，他太想把他们在其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快速侵蚀，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其古老的状态相去甚远了，比如他们打猎已经不再使用长矛而主要使用猎枪了；他们也不再住雪屋。然而爱斯基摩人的古老生活是影片的亮点，也是观众所乐见的。于是弗拉哈迪请来非专业演员即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包括纳努克来“表演”他们的生活，比如请纳努克造雪屋，造好后又“表演”其在雪屋中睡觉和起床的情景。但此“表演”不是真正的表演，因为一方面，是条件所限，雪屋太小，光线太暗，无法拍摄，只能将造好的雪屋削去屋顶，请纳努克一家在刺骨的严寒中重现他们的生活。在如此极端的情形下，“表演”的不正当性相对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他们既不是真正的演员，也没有履行真正的表演规范一—只为达到虚拟效果而做动作和表情。他们是真正的爱斯基摩人，他们也真的去做看上去像“表演”的事情——比如去猎海象，不是装装样子点到为止，而是真想打死海象取它的肉，以至于眼看海象要逃走时，纳努克不顾一切地回头大叫弗拉哈迪用枪打死它，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它的肉非常重要，虽然弗拉哈迪事先告诉他们，拍摄比肉更重要。

从严肃的纪录片的纪实理念来说，拍摄者不应该使用搬演方法，因为那是作假，不是纪实。但对弗拉哈迪来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结果的真实而搬演，同时使用非专业演员来进行，是“有时你必须撒谎，人常常为了要掌握真实的精神而去扭曲事物的原貌”，它不是作假，是必须，而历史也证实了弗拉哈迪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真实不只是皮相的记录，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这样的理念在当代的纪录片实践中越来越普及，各种“真实再现”的拍摄方法层出不穷，观众也见惯不怪，欣然接受之。

四、创造戏剧性效果

弗拉哈迪的影片因为生动地展现了不同于当时主流文明社会的偏远土著民族的生活面貌及其精神和文化特质，因此被学者冠以颇有学术色彩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称号，并由此开创了一种至今影响力不衰的极富历史、人文气息的纪录片类型。但实际上我们看弗拉哈迪的电影时总是感到非常有趣而快乐，并无半点艰涩干巴的学术研究味道，这应该大大地归功于弗拉哈迪的艺术个性。因为见多识广，富有文化平等的理念，又满怀对爱斯基摩人生活方式的钦佩与同情心，因此弗拉哈迪努力将其作品拍摄成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其中极力营造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如捕猎海豹的情节和影片开头纳努克用独木舟载家人到岸边一一走下船来的情景等，就非常富有悬念和幽默感。虽然也有学者批评弗拉哈迪有逃避现实问题的嫌疑，但这种照顾观众想看传奇故事的倾向也是在当时市场情境中的正常做法，否则纪录片生存将非常艰难。在当代文化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中，善于讲故事和具备戏剧性更是好的纪录片的必备素质，毕竟时代和文化氛围都改变了。弗拉哈迪的明智，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直感非常良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