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纪录片是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影像表达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将所取得成果用形象化方式表述出来的一种纪录片类型 。最早创作者可推至纪录片的始祖弗拉哈迪,他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被公认为人类学纪录片的滥觞,也是被国际影视界公认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纪录片。另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是瑞格纳特,羡熟年他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纪录了非洲沃格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

在《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跟随纳努克一家远行,用镜头纪录了一种正在消亡的文明-原始的爱斯基摩人。弗拉哈迪的创作在“非虚构”的原则之下,采取一种积极介入的方式进行拍摄,比如为了便于拍摄而搭建新的冰屋,运用“重演”和“主观干预”的办法,等等。这点在《最后的山神》这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要求孟金福表演“跳神”。但人类学纪录片更强调影像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其主要的纪录对象是文化,一般要求前期有较深入的田野调查,拍摄者要熟悉并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中,真正理解所纪录的文化形态,保证所纪录的影像尽量真实、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形态。人类学纪录片要求编导有一定的人类学方面的知识或者请人类学家参与其中一起工作,以使作品具有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不同的人类学活力。比如和《最后的山神》同时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最后的萨满》,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拍摄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因为这种特殊性,无论是面向一般观,众还是留作研究和教学的资料,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都强调要尽量采用白描的手法,保留现场声,保留原生态。

人类学纪录片首先是一种形象的纪录工具,纪录了一种文化,因此,真实、客观和讲究细节非常重要;其次,它也是对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明的一种抢救性纪录,对历史、现在、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往往需要拍摄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再次,这种纪录一般都会有一种思考和启发在里面,让我们更加直接地去面对人类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最后,真正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往往又超出了以上的限制之外,给人一种理论上所无法概括的经验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最后的山神》既通过真实的纪录和感性的细节使“文明”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质疑,又使任何一种简单的判断失去了力量和根基。

中国的人类学纪录片起步较晚,但成果也很丰富,像《最后的山神》、《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藏北人家》、《茶马古道》等都在国内、国际上获得重要奖项,并取得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