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流派划分标准是什么？怎么划分纪录片的流派？

纪录片从20世纪初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已形成了维形。由于历史较短，所以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纪录片流派的研究，脉络比较清晰，理论分歧也相对较少。从格里尔逊发起和倡导的“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中解说词加画面的风格，到苏联的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对纪实性和蒙太奇运用的重视，直接奠定了纪录片创作的基本形式。随着电影技术的突破，伴随着器材的便携化和同期录音的实现，在1960年代出现的“直接电影”流派和“真实电影”流派，更是一举奠定了今天纪录片创作的主要手法和理念。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提及纪录片流派问题时，通常都是就其创作理念和风格的差异来区别各个流派的。这种划分方法不只存在于国外，就是在我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认识，比如周星撰写的《影视艺术概论》，在书中谈及纪录片的流派时，是这样划分的：英国纪录电影派、真实电影派、直接电影派、新纪录电影派等。聂欣如在《纪录片概论》一书中，把美国的直接电影和法国的真实电影视为纪录片历史上两大最为重要的流派；此外，王好彬在《影视鉴赏导论》中则把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弗拉哈迪人类学纪录电影运动派、格里尔逊英国纪录电影派和伊文思诗意现实主义派并列称为纪录电影四大学派。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随着纪录片制作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商业纪录片迅猛发展，各种创作流派交汇融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纪录片创作流派再也不复存在，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中国的纪录片流派划分和世界范围内的纪录片流派划分有所不同，主要是以地域风格差异作为流派划分的主要标准，地理范围内的文化差异成为概念界定、流派划分的决定性指标。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和我国纪录片的本土化创作，自1990年代，我国纪录片的三大流派逐渐形成，这三大流派即“京派”、“海派”和“西部派”。1990年代初，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为根据地，以刘效礼等一批部队纪录片创作者为领军人物，诞生了《望长城》《潜伏行动》《毛泽东》等一批优秀的代表作，为中国电视纪录片在1990年代的发展开了风气之先。

对纪实手法的推崇，对同期声的大胆运用，对个体人物命运的揭示与关怀，都对当时纪录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还有反映京城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纪录片，如展现北京一个国营工厂女工生活细节的《上班》和充满了老北京独特韵味和生活细节的《芝麻酱还得慢慢调》等，于是就诞生了我国纪录片最早的一派一—京派。海派纪录片则是以当时上海电视台国际部的创作力量为主体，以《纪录片编辑室》栏目为依托，以《毛毛告状》《德兴坊》《重逢的日子》等一大批经典的市民纪录片为代表，反映上海市民生活，以小见大，体现大时代背景的纪录片。

与此同时，西部纪录片作为一个创作群体也在中国纪录片界异军突起，这些影片扎根西部，立足乡土生活，真实地反映了西部的原生态，带有不自觉的人类学影像色彩。此外，从2004年开始，我国学界也逐渐开始重视纪录片的流派研究，有一部分学术论文刊发并有部分理论书籍论及我国纪录片的流派问题，大多数创作者和研究学者基本都认可三足鼎立的流派划分，即京派、海派、西部派。

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可以说是我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国的纪录片行业迎来了自己的爆发期，纪录片的创作从栏目到产业都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很多纪录片类型都自成一派。比如：广东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就分别提出打造“南派”和“渝派”纪录片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