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学派主要拍摄以旁白为主、直接陈述方式的纪录电影。

约翰·格里尔逊（1898一1972）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一位教师，在当地最早将电影引入教育领域中，而母亲在政治观念上颇为激进，他们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家庭的熏陶使得格里尔逊幼年时便热衷政治，熟知工人运动。曾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赴美国学习社会学，在美期间对电影发生兴趣。1920年代回国后说服大英帝国的商品行销局（类似于我国现在的商业部）出资拍摄纪录片，并以《漂网渔船》（1929）一片技惊四座，就此开创“纪录电影”这一电影的新样式，被称为英国的“纪录电影之父”。此后，他在英国开办纪录电影学校，培养出一批纪录电影制作人才，制作出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形成一个学派，史称“英国纪录电影学派”。

形成于“二战”以前的格里尔逊式传统是指直接宣导的一种风格：由约翰·格里尔逊所提倡的直接陈述的方式——影像退后，旁白或解说有效支配影像、占据主体。它采用一种想当然的权威人士口吻，发出不在银幕上出现的人的有些傲慢的旁白。影像被当作了解说图示，它传达的似乎是“上帝的声音”。格里尔逊式是历史上第一种发展得比较完整成功的纪录片模式。

格里尔逊式的“伴有音乐的解说词”的直接宣讲的叙事策略得益于电影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1929年有声片的出现。在他领导下的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导演们拍摄的《飘网渔船》（1929)、由政府资助的《夜邮》、《锡兰之歌》（1935）、《住房问题》（1935)、《煤矿工人》（1936）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大都有人工“打造”的痕迹：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去选择利于导演立场的材料并对其材料进行重新编辑，即他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里尔逊式传统成了纪录电影的标准模式。例如苏联的《普通法西斯》（1965)，美国的《我们为何而战》（1942-1945)，德国、我国也相继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电影。它们都和特定的政治说教有关，是时代的产物。

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表现一些宏大历史叙事和重大题材时还常采用这种模式。“二战”后格里尔逊式模式变得不受欢迎，观众越来越反感那种无视观众思考力和想象力而一味灌输的主观意识。不过这类影片也有运用得很恰当或有所改进和发展的，像历史、人物传记和探索发现类的纪录片，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第三人称旁白，或是导演自述、或是片中主人公及其他人物的独白，增加了它的亲近性和客观真实感。《失落的文明》《故宫》等就是前些年这类影片中的优秀之作。

格里尔逊的主要观点及启示意义：

（一）重视纪录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强调创作要面对现实，剖析社会问题。

(二）主张把电影直接用于宣传教育，把电影院作为讲坛，为改造社会服务；影院作为讲坛，为改造社会服务。

（三）主张“创造性地处理生活场景”，允许使用“搬演”“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