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是一种表意符号,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纪录片是影像传播的一种表意文本, 承载着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的建构。在展现自我和他者的历史传统、文化景观、核心价值方面, 纪录片已然成为最优表达方式之一。但部分由西方独立制作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主观异样表达, 如叙事的偏见、公正的缺席、意识形态的固化等, 导致了呈现中国形象出现偏差。

一、偏差化问题现状

手势、语言、文字等是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本。马丁·海德格尔说过:“每个时代的文本都是存在的一种显现。”在视听文本中, 纪录片与现实存在的距离是最近的, 纪录片既是观照过去的历史之镜, 也是展现当下的时代之歌, 文本中所蕴含的历史脉络、社会景观和文化内涵, 最能反映社会的独特性。“纪录片因其纪实性和过程性的影像记录品格, 更易于建构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文本结构。”1具有真实感的文本结构通过跨文化传播, 形成意识形态层面的交流, 通过有张力的影像修辞, 达成积极的“同一”。

有“同一”就无法回避“对立”, 西方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在传播层面存在不少偏差化的问题。偏差化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误读化和定型化。误读化, 即一些已然定性的历史文化观点却在纪录片呈现上与真实内容背道而驰, 常常表现为制作团队故意或被动地曲解或误解。定型化即刻板印象, 常常特指人们对于事物按照某些指标形成的固定印象, 是一组先入为主的观念。伴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变得越发清晰、明朗, 但西方仍以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关注中国, 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解读中国, 因而在其话语体系和权力体系中, 中国形象的呈现难免出现扭曲和变形。

形象呈现偏差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国外媒介独立制作的作品中, 通过对中国题材纪录片内容进行梳理, 偏差化现状集中在选题取向、解说词文本和画面修辞上。选题取向上偏向于选择传统文化类和宏观经济类, 文化类主题一方面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 一方面也放大了文明进程中的消极因子。经济类主题关注点放在中国的资源消耗大、劳动力需求大和海外建设工程多等方面, 该类别纪录片往往呈现的中国形象具有割裂和二元对立的特点, 从而放大了冲突性。解说词文本上宏观表述的形容词和转折性副词出现率很高, 通过这些解说词的趋向急转进入负面性的传播引导。画面修辞上东方主义色彩的视觉符号比比皆是, 偏好使用摇晃镜头, 向受众传递出不安稳、浮躁、冒进的主观感受, 此外为表达中国人口的庞大和社会问题的增多, “大量使用蒙太奇来处理空镜头, 将多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空镜头进行叠加、拼接、串联”。2

二、偏差化传播方式

(一) 正面信息负面传播

在正面主题和正面影像传播中刻意突出不为人知的细节, 将一些微不足道的影响和作用刻意夸大渲染甚至负面化, 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与某些渲染的细节牵强附会在一起。日本NHK制作的中国崛起系列纪录片, 其中《巨龙驰骋非洲》一集中记录了中资企业和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解决了西方国家在非洲不愿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该集看似以“互联互通、合作共享”为主题来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践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却在文字传递中以“举世罕见的独家垄断工程”替代“跨国友好惠民工程”这样的字眼, 将西方惯常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影像传播中来造成非中国受众的警戒心理甚至排华心理。

(二) 选择性传播

纪录片制作方和传播媒介故意传播一些事实或者刻意隐瞒一些事实, 以误导受众, 达到自身预设的传播目的, 选择性传播某些事实尽管局部“真实”“客观”, 但它却潜藏着不全面的问题, 如果受众仅仅依据片面化的内容进行是非判断, 极有可能导致评估的不公正。近些年, BBC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偏重聚焦中国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看病难等方面的问题, 着重突出社会矛盾, 片中采用了许多较为极端的案例来反映这些社会问题, 而对于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闭口不谈。

(三) 负面信息“旧闻翻炒式”传播

无论是新闻还是旧闻, 都具有持续传播的价值。但旧闻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超越了简单的信息传播功能, 更多的具有了隐喻的功能。因时间流逝和信息的更替一些舆情热点会逐渐褪去热度, 当遇到特殊时间节点或高相关性事件节点时, 沉寂的旧闻会被纪录片制作者再度启用, 这一背景下的旧闻翻炒式传播并非“朝花夕拾”, 而是一种将某些细节“翻故事”来进行影像嫁接的传播。西方媒体在制作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录片时, 刻意选择房屋质量讨论和遇难学生家长游行的旧影像资料, 民族悲痛情结下一些别有用心的片面影像会增加舆情烈度, 带来风波, 加深误读。

三、他者想象与主观表达

“文化身份研究中的‘他者’逻辑, 意在说明西方在塑造自我文化身份的同时总是要树立一个‘他者’形象, 这个‘他者’就是对东方边缘化的产物。”3“他者”的形成诞生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 且双方或多或少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 受制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被边缘化、下属化, 导致自我话语权的遗失。观察自我在“他者”眼中的形象, 研究“他者”如何看待自我, 有助于审视“他者”视域下的形象构建。

(一) 媒介规范

“他者”对“我”的想象, 揭示了“他者”的存在对于“我”的结构性功能。西方凭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优势掌控话语权, 媒介规范上秉持双重标准, 即对内奉行社会责任理论, 对外强调自由主义理论。双标背景下中国形象时常在“他者的凝视”中沦为“沉默的自我”, 虽然在纪录片里西方媒介对中国形象会有理性的认知和表达, 但非理性的异样表达常常隐匿其中, 他们在寻找他者与自我的差别中来进行自我体认, 并通过纪录片修辞将其塑造得更加自然。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经由媒体传播形成一种定型化的偏见, 因此在描述中国形象时呈现出了偏差化的话语霸权。旧思想、旧传统、悲剧式、迷信、封建、神话、传说等字眼时常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西方纪录片中, 贬义和中性倾向的词语占十之八九, 中国被塑造成崇尚传统、因循守旧、不知变革的迂腐形象。天坛祭天和祠堂祭祖镜头颇受西方媒介偏爱, 身着传统服饰进行三跪九拜的传统仪式, 将“无知与迷信”附着于中国形象之上。

(二) 制作理念

纪录片制作理念上以注重美学价值为出发点, 以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体现为落脚点。西方媒介创作纪录片偏重遵循“打造自然的锤子”理念, 纵观西方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纪录片, 从影片架构到内容呈现都表现出精湛的专业化水准。但得益于该理论的包裹, 纪录片的某些不正当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在技术层面得以延伸。虽有“原生态”的影像, 但打着“创造性处理”的旗号, 对现实和历史事件进行的扮演具有戏剧的内核特征, 进行着“搬演”的偏差化重构。美国纪录片《钓鱼岛真相》直面中日钓鱼岛争端, 虽然该片以第三方视角展开了对日本侵华史的介绍, 梳理了钓鱼岛领土问题的由来, 但影片中某些细节“搬演”仍然存在误读、丑化之嫌。例如郑和下西洋与各国交换礼物的几组镜头里呈现的却是梳着辫子的中国人形象, 在长期的影像传播中辫子头作为奴化、蒙昧、笨拙的代名词已被固化。同样, 欧洲的一些涉及中国历史的纪录片, “傅满洲系列”的“搬演”形象也是时常出现。

(三) 拟态环境

在西方长期负面报道浸润下的“中国环境”并非现实, 而是存在或多或少偏差的, 通过加工、摘择、结构化后创造的新环境。借助传播媒介“扭曲环境”的负面影响, 传播者将“变体形式”的信息传递给受众, 而这一“扭曲环境”在形成和维护刻板成见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具有“强化”和“结晶”效果。通过对近些年来的英美两国主流媒体独立制作的“中国崛起”题材纪录片叙事策略和影片内容进行梳理, 不难发现这些纪录片普遍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明线主题, 但在展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大规模与快速度的城市建设上采用了较为夸张的方式, 并通过视听语言和对比视角强化了中国发展过程大大超越了必要程度的暗线主题。表面上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 实际上将注意力投射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意识形态上。例如, 将具有显著东方主义色彩的狮子、龙、天安门、长城、军队等视觉符号进行声画搭配, 并不断增大同期声音量, 对西方受众造成压迫感。这种通过技术对声画修辞层面的刻意安排, 将意识形态目的潜藏在富有审美功能的视听符号系统内, 以视觉娱乐的形式传递给受众, 产生了持续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 有意识地固化西方受众“神秘、强权、压抑”的中国现实观。通过此种方式, “国外纪录片的叙事得以将中国崛起这一意象‘安全’地控制在西方主流价值观所能‘操纵’的范围内, 实现既放大‘中国威胁’, 又强化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性的双重效果。”4

四、自我调适策略

超越“他者想象”, 既要正视他者主观表达的框架, 又要有的放矢地表达自我立场, 重构“自我”框架, 积极参与表达的竞争。

(一) 拓展国际传播渠道, 掌握话语权

一方面, 央视纪录片频道和一些视频网站纪录片频道具有传播渠道上的优势。另一方面, 主要是与外国媒体和机构合作, 在本土传播力尚未完全开发的背景下, 依托合作提升国际市场正面表达的纪录片产品数量, 以此稀释国际市场上的负面产品数量。一种方式是通过与国外知名机构合作拍摄等国际化的表述方式, 进而打通播出渠道。中外合作方共议选题、共同拍摄、共享素材、共商剪辑, 中方拥有中国市场版权, 海外合作方拥有海外市场版权。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以全新的视野、突破性的视觉效果、独特的叙事风格实现了创新创优和打造精品, 还获得了纪录片国际化制作经验, 储备了纪录片人才, 提升了纪录片针对性包装技巧, 为纪录片“内容两端化”传播发展助力。另一种方式是与国外机构合作, 将已经完成的影片改编成国际版, 进行传播。对于这种改编后向外传播的做法, 业界称之为“借船出海”, 有人认为在这种过程中, 纪录片的文化品格受到了损害, “核心价值观与传播话语权”已经在改编中沦落。事实上, 这种做法背后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并不拥有广阔的国际传播渠道, 这些渠道早已经被一些国际传媒机构占据, 要改变这种借助改编对外传播的现状, 出路是壮大中国的纪录片市场, 学会国际化的表述方式, 努力通过兼并、扩张等办法拓展海外传播的渠道。

(二) 构建“淡色”传播框架, 释放生产力

乔舒亚·库珀·雷默曾提出“淡色中国”观, 中国需要一种“淡色”的传播框架, 将看似不相容的事物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框架的建构应关注叙事、制作、传播三大层面。

叙事上, 以民族化表达为主, 兼容并包不回避负面, 延伸国际视野。民族化的叙事更具特色性, 对于展现各种各样的群像更具表达力和说服力。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它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所带来的受众共鸣和国际化探讨。在叙事中, 少些主观意见, 多些域外人士对于中国的切身感悟和亲身体验及身处“他者”环境中的文化移情。以“换个说法”的方式适当地自报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 再辅之以均衡、动态、多维视角的解说或评论, 兼顾传受双方的文化差异。

制作上, 将系统化和生态化的考量注入内容选择、素材积累、技术引进、渠道分发等环节。“爆款纪录片”让我们看到找准选题策划和定位目标受众的重要性, 剖析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引入的成功案例, 可见媒介产品“一切皆可量化”, 强化与第三方合作挖掘数据、掌握数据, 进而解读数据, 找出关联性, 通过技术先行找到目标受众和热点话题。拍摄上, 运用西方最新技术, 将两级画面拓展, 实现第三极画面的构成, 使得影片画面更新奇;大量采用一镜到底技术, 一个镜头呈现同一对象的多方面现象, 实现传播的经济性;技术助力鲜活的人文与静态的景物的有机化协调。总的来说, 市场流通背景下, 搭载技术的指引, 实现了一箭三雕——优质内容, 广谱受众, 实力广告商。

传播上, 优质产品尤其是现象级产品的诞生离不开一体式传播链的搭建。电视频道作为主阵地, 通过“强关系”媒介和“弱关系”平台进行纪录片推广内容的表达传播, 再加上互联网思维表达, 为纪录片传播“跑赢最后一公里”助力。

 ▲BBC纪录片《美丽中国》作为中外合拍片, 面向国际市场正面表达中国形象。

▲BBC纪录片《美丽中国》作为中外合拍片, 面向国际市场正面表达中国形象。   下载原图

五、结语

纪录片既是影像传播的一种表达工具和传播手段, 也是一种意义的表达符号, 通过创作主体的修辞形成表达诉求的符号, 再通过传播主体将纪录片影像话语置于时代语境中去进一步生发价值。

面对“西强东弱”的生产传播格局我们在积极破冰, 但西方社会扮演着主要的媒介话题生产者和传播控制者的角色。受制于西方媒介“他者想象”的偏见, 中国形象在“他塑”中出现了林林总总的偏差化传播方式。在纪录片偏差化传播的影响下, 加固了西方刻板成见系统。如何纠正呈现形象时出现的偏差化, 如何解放被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困住的受众, 如何在东西方话语空间中借助纪录片进行跨文化的平等对话, 如何实现和谐共生的价值认同, 这些对于重构“他塑”笔下的中国形象, 构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真实、全面、立体的影像传播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 李智.全球化语境下电视的修辞与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201.

2 徐一超.浅析BBC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以The Chinese Are Coming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 2018 (8) :127.

3 刘婷.新世纪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他者”逻辑与路径选择[J].关东学刊, 2016 (3) :124.

4 常江, 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 2015 (4) :106.